本文详细介绍了东川“铜运古道”的全貌，感谢您拨冗审阅。全文约余字，阅读约需20分钟。
东川铜矿采冶历史及“铜运古道”概述
◎陈忠宝
东川铜矿采冶历史简述
清代以前，关于东川铜矿采冶的史料极少。清代改土归流之前，统治东川的彝族土司不习汉文，目不识丁，只懂刀剑不爱诗书，文化极度落后，没有留下任何文史书籍，即便是彝文也没有留下任何传世的文字。
清代初期，东川*民府属于四川管辖，离省府成都遥远。四川把边远偏僻的东川视为鸡肋，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严重制约了东川经济社会的发展。雍正四年，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在东川知府崔乃镛的建言下，上书朝廷，把东川从四川划归云南管辖。之后，鄂尔泰和崔乃镛等地方官吏在东川进行了改土归流等*治、行*、*事和经济等一系列大规模改革，积极发展文化教育，知府崔乃镛着手编纂了东川历史上第一本志书，即雍正《东川府志》，东川的*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方有了相对详细的文字记录。加上清廷高度重视东川乃至云南的铜矿开发，从中央到省、府都有了大量的关于东川铜矿的记载，为今天的铜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从清代前零星的史料和现代考古学研究得知，东川有着悠久的铜矿采冶历史，至少春秋战国时期即有铜矿采冶，有专家认为东川铜与三星堆和殷商青铜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秦汉以降，东川一直陆续进行着铜矿采冶，但由于古代勘探和采冶技术的落后，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直至元代，东川铜业才真正受到朝廷的重视，成为元朝的重要产铜基地之一。至明代，东川铜矿的开发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京师铸钱的主要材料来源，“滇铜不至，则京师铜价腾贵”。
东川铜真正大规模开采是在清代。
自雍正四年后，东川铜矿的开采渐渐步入正轨，汤丹、碌碌（今落雪）、大水沟（今因民）和茂麓四大铜厂逐渐成型，成为东川铜矿的核心产区，特别是汤丹厂，成为云南最大的铜矿厂。雍正五年，东川铜产量突破余万斤；至乾隆二年，东川铜产量达到惊人的余万斤，占滇铜产量的80%以上。
乾隆时期是古代东川铜矿采冶最为兴盛的时期。自乾隆晚期始，东川铜由于“硐老山空”，产量有所下降。咸丰之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搅乱了整个大清帝国的*治经济秩序，加之云南境内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出现了众多的矿产争夺事件，各民族起义频发，且众多矿工参与了斗争，直接导致了铜矿产业的衰落。虽然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但终因内忧外患而力不从心，收效甚微。
至民国时期，云南**府以招商的方式开采东川铜矿，蔡锷还派人远赴南洋招集华侨回国开办铜矿。在国民*府及云南历任省府的努力下，先后成立了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滇北矿业公司，统领东川铜矿开发。通过一系列努力，东川铜矿开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相较于清雍乾鼎盛时期，依然不足道之。即便如此，有限的东川铜依然成为了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事资源，为国家特别是滇*的武器装备制造提供了原料保障，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川铜矿开发纳入了第一个国家五年计划的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得到了苏联的支援建设，清代的四大矿厂被新建的汤丹、落雪、因民和滥泥坪四大矿山所取代，茂麓厂逐渐萧条。随着铜矿的开发，东川先后成立了东川矿区*府、东川矿务局和省辖地级东川市，东川铜再次创造了辉煌。但时间不长，在历经40余年的开采后，至20世纪末，东川铜矿再次出现“硐（矿）老山空”，“山河破碎，企业破产，城市破旧，希望破灭”和40.2%的城镇失业率成为东川人心头挥之不云的梦魇，东川矿务局被迫进行破产清算并改制，名噪一时的全国最小省辖地级东川市也因矿业的衰落而被降格为昆明市的一个区。东川区划后近20年来的铜矿开采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是一目了然，兹不赘述。
很多关于东川的介绍文章中，都会提及“东川是我国六大（抑或五大、七大）产铜基地之一”，此说不错，但存在片面性，过于强调突出了东川的地位。我国的七大产铜基地（笔者取“七大基地”之说）分别是江西铜基地、云南铜基地、白银（甘肃）铜基地、东北铜基地、铜陵（安徽）铜基地、大冶（湖北）铜基地和中条山（山西）铜基地。云南铜基地由“四矿一厂”组成，即东川、易门、大姚、牟定四大矿山和云南冶炼厂。年，云南冶炼厂进行改制，更名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不论是五大、六大还是七大产铜基地，东川都包含在云南铜基地之中，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有直接表述为东川铜基地的，只是在云南铜基地的四大铜矿中，东川的铜储量和产量在历史上居首，如果一定要突出东川的地位，似乎表述为“东川是全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云南铜基地的核心区域”更符合事实。
“滇铜京运”的历史背景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约在六七千年前，中国的先民就开始发现并使用铜。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青铜器是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把青铜刀，约为公元前年时期的物品。东川的普车河、玉碑地也有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物出土。铜的用途广泛，一般用于铸造日常生活用具、祭祀用品和装饰品等。
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钱币逐渐取代其他货币，其中铜被大量用于钱币铸造，特别是秦汉以后，铜逐渐成为了铸币的主要原料。当然，由于铜质较软和铜产量等因素，钱币并非完全用铜铸造，而是加入铅、锡、锌等合金铸造而成。
清朝时期，每年铸钱需要用铜万斤以上。清初，所需原料均为国内供给。康熙二十二年，开放海禁，清廷开始从国外进口铜料，称为“洋铜”，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每年进口量平均在万斤左右。至康熙五十年后，日本发现自身铜储量不足，便逐年减少出口。
“洋铜”的减少制约了钱币的铸造，只能开发国产铜，才能维持铸钱所需。康熙五十五年起，朝廷要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八省办理京师铸钱用铜的供给。但这八省所依靠的也是从江浙地区进口的日本铜供给京运，自身产铜量并不高，而进口洋铜数量减少，经常拖欠铜料，康熙六十年，八省所欠京铜高达万余斤。
由于铜料紧缺，制钱紧张，市场上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加之民间“毁钱制器”，更令铜钱紧缺。为了减少铜的支出，清廷曾多次出台禁铜*策（只禁*铜，红铜、白铜不禁）。早在顺治年间就颁发过禁铜令，后被王公大臣反对而作罢；康熙十八年，康熙下令禁止民间打造5斤以上的*铜器具，违者严惩；至雍正初年，铜料更趋紧张，雍正三年始，雍正颁布了史上最严铜禁*策，禁止民间用*铜打造除乐器、*器、天平、砝码、戥子外的所有物品，且强制收购民间*铜器具。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一旦发现有私自毁钱或用*铜造卖和买用的一律治罪，所省铜料全部供铸钱局铸币。
其实，清朝之所以要从日本进口“洋铜”，并非出于什么战略考虑，也不是国内没有铜矿可采，而是长期以来清廷害怕矿工“易聚难散”而“聚众作乱”，因此封停了所有矿山。在铜料如此紧缺的情况下，清廷只能开发国内矿产，朝廷发现云南铜矿较为兴盛，就命云南采铜供各省和京师采买。那为何全国的矿山都封了，唯独云南还在进行开采呢？这里有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作乱云南，历八年之久，弄得云南民不聊生。吴三桂之乱平定后，为了收拾残局，稳定人心，最先要做的就是发放大*的*饷，而云南边远偏僻，山高路险，运送*饷耗时费力，难解燃眉之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时任云贵总督蔡酼荣上书朝廷，请求同意云南“开矿藏”“广鼓铸”，以解*民所需。康熙皇帝批准了云南的请求，因此云南一直在进行着铜矿开采和铸钱，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
雍正四年后，在朝廷的支持下，云南的铜矿开采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每年产出的铜，除了留够自用外，余铜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各省采买，每年约为二三百万斤；一类就是专供京师铸钱局，称为“京铜”，每年约四百万斤以上不等。当时京城共有两个铸钱局，分别是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当时宝泉和宝源两局每年所需要铜料约为余万斤，这些铜几乎全部由云南供给。乾隆三年，朝廷见云南铜产量较高，便把每年的定额增加至万斤，之后还逐年增加。
云南的铜矿产地大约分为三个片区，一是滇北片区，包括东川、鲁甸、巧家、昭通、大关、永善、宣威、镇雄等州县；二是滇西片区，包括永北（今永胜）、丽江、永平、保山、顺宁（今大理州凤庆、昌宁、云县一带）等地；三是滇中地区，包括滇池和抚仙湖周围的各州县，如禄丰、安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嵩明、宜良、路南（石林）、易门等地。
三个产铜区域中，数滇北片区产量最高，滇北片区中，又数东川产量最高，而东川的四大铜厂中，又数汤丹和碌碌两厂最高，占全省铜产量的70%以上。
东川“铜运古道”概述
云南铜矿要供北京铸钱局所用，这就牵扯出运输问题来了，云南铜运至京城，史称“滇铜京运”，云南铜也被称为“京铜”。当年运输“京铜”的路线，今人称之为“铜运古道”，也有人仿“茶马古道”而称为“铜马古道”。
那“铜运古道”路线如何？经过了哪些地区，这里结合相关史料进行介绍。
云南的铜运古道可划分为三段。一是各矿厂至会集地，云南三个产铜片区共有二个会集地，滇西和滇中两个片区的会集地均为寻甸，滇北片区的京铜会集地为东川府郭会泽，供各省采买的也运至寻甸；二是从会集地转运至四川沪州或宜宾；三是从沪州或宜宾统一入长江走水路转运至北京。从会集地转运至沪州或宜宾这一段，又分为两路，称为“东川路”和“寻甸路”。
“寻甸路”即是滇西和滇中两个片区至沪州或宜宾的铜运路线，此处不详述，重点介绍“东川路”。
“东川路”的运输，除了从会泽运至沪州或宜宾的主干线外，还有众多境内支线。这些支线主要是从各子厂运往总厂的路线和总厂到会泽的路线。下面分别介绍。
汤丹厂“铜运古道”
汤丹厂的铜运路线有二条，一条是京铜运输路线，即从汤丹运往会泽，该路线共二站（古代的运输以站计程，一站约为40—80里不等），自汤丹至小江为一站，小江到会泽城为一站，具体线路为汤丹—洒海—小江村—老尖山—热水塘—温泉—以礼—会泽，该线路极为险峻，特别是雨季，烟瘴盛发，且山体经常垮塌，行走艰难，一年之中只可运铜半年；另一条是运往寻甸供各省采买的，共四站，从汤丹到钻天坡（今乌龙镇辖区）为一站，钻天坡至松毛棚（今红土地镇松毛棚村）为一站，松毛棚至双箐（应在今寻甸县功山镇或甸沙乡一带）为一站，双箐至寻甸为一站。著名的安顺桥即为该条路线上的必经之所。
除总厂的两条运输线路外，汤丹厂还有子厂的运输路线，子厂的铜均需运至总厂统一转运会泽。一是九龙子厂（今舍块乡九龙村）：从九龙子厂经滥泥坪运往汤丹，共一站半，九龙至滥泥坪为一站，从滥泥坪至汤丹半站；
二是岔河子厂：岔河位于今天的四川省会东县淌塘乡炉房村，当时沿金沙江一带是东川府辖区。岔河子厂离汤丹总厂较远，经岔河—普毛（咩）—高粱地—小海子—*水箐—汤丹，共五站。除这两个子厂较远外，汤丹周围的其他子厂路线均不远，略之。
碌碌厂“铜运古道”
碌碌厂即今天的落雪，碌碌厂的铜运路线为*草坪（今汤丹镇*草坪）—小田坝（今汤丹镇江西村小田坝）—尖山塘（今会泽县金钟镇尾坪子一带）—会泽。碌碌厂的铜运到会泽后，一部分又分运至寻甸供各省采买，路线为待补—大水沟（今会泽县驾车乡水塘村）—功山—寻甸。
碌碌厂下有子厂叫多宝子厂，约位于现今的四川省会东县黑戛乡附近。多宝子厂的铜经野牛坪、播卡、拖布卡运至落雪，再从落雪转运至会泽。笔者愚见，该子厂将铜运至落雪再折回运往会泽，大大增加了运输距离，实在是浪费人力物力。熟悉东川地理环境的都知道，从金沙江到落雪，需从海拔多米爬升至余米，路途遥远，往返更是艰辛，为何不从金沙江沿小江、老尖山一线直运会泽呢？此路线要么是《滇南矿厂图略》等文献记录有误，要么就是僵化的官僚体制所致。
大水沟厂“铜运古道”
大水沟厂即因民厂。因民离落雪不远，且处于同一方向，所以运铜路线基本与碌碌厂一致，即从因民经*草坪—小田坝—尖山塘到达会泽。
茂麓厂“铜运古道”
茂麓位于现今的舍块乡茂麓村，地处金沙江大峡谷中，是东川四大铜厂中最边远的厂。茂麓厂前半段路线为桃树坪（今因民桃树坪村）—树桔（今拖布卡镇树桔村）—苗子村（该地名不可考，应是因民镇或拖布卡镇境内某地，笔者推测应为拖布卡镇西瓜地村一带）到达大水沟（即因民），后半段的路线与大水沟厂和碌碌厂路线重合。
除以上四大铜厂外，东川还有其他几个小厂。一是大风岭厂，地址不可考，从其路线分析，应是位于四川省会东县境内。大风岭厂的运铜路线为处吉渡—凉水井—腰店子（应为今会泽县娜姑镇绿水塘村）—老村子（今拖布卡镇新店村房）—尖山塘—会泽。二是紫牛坡厂。紫牛坡即为现今的铜都街道紫牛村。紫牛坡厂的运铜路线为都箐（应为今会泽县大海乡某地）—尖山塘—会泽。此外，还有位于现今禄劝县的狮子尾厂，路程较远，共约里经10站直运会泽。
金沙江水道
东川处于金沙江中上游，但水急滩险，难以行船，所以东川铜的运输均是走陆路，多靠人背马驮。但放着金沙江水道不用，有官员甚觉可惜，于是就想要修建金沙江水道以便运铜和其他物资。
早在乾隆二年，曾任云贵广西总督，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鄂尔泰就力主修建金沙江水道，但未能如愿。乾隆五年，云贵总督庆复先后两次勘查金沙江水道，认为“自东川府（今会泽）由小江口入金沙江，顺流至新开滩一路，直通四川泸州，虽崎岖险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险为平，以资利济”，“滇省现运铜斤，若得改由水运，每岁可省运却之半，约计三、四年省出运费，足以兴修永远巨工。”庆复的提议得到乾隆允准。经多方筹备，水道修建于乾隆六年春开工，后因水涨，瘴发而停工。
乾隆六年，张允随接替庆复出任云南总督，继续修建金沙江水道，将金沙江工程分为上下两段。其中小江口至金沙厂四百八十六里为上游；金沙厂至新开滩五百八十余里为下游。上游由宋寿图、陈克复总理承修；下游由曲靖府知府董廷扬总理，昭通、东川府协理承修。乾隆八年，上游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当年试运铜70余万斤。乾隆十年四月，下游工程完工。乾隆十一年，又续修上游15滩，至乾隆十三年竣工。
金沙江水道竣工后，入运港口为小江口，即现在的拖布卡镇格勒村一带，寻甸的铜也运至此处装船起运，但由于水道凶险，经常停运。
其实，金沙江水道并非铜运路线的最佳选择，耗费众多人力财力修建，实属不智之举。金沙江流域地势险峻异常，险滩众多，水道上下游共有险滩处，极险峻者处，严重制约了船舶航行，特别是夏季涨水，根本无法行船，经常发生沉船事故。地方官员极力主张修建水道，山高皇帝远，有着不可告人的“小九九”。
乾隆十四年，乾隆委派户部尚书舒赫德为钦差大臣专程到云南查看金沙江水道工程，舒赫德要求云南官员当面试航，地方官支支吾吾而不敢放船下水。之后舒赫德深查之下，发现云南官员在水道修建工程中徇私舞弊，于是奏报朝廷。云南官员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讲叫乱作为，放在古代就是欺君。乾隆震怒，把包括总督张允随、按察使张坦熊、布*使宫尔劝、巡抚图尔炳阿等在内的一众云南官员进行处分，张坦熊和宫尔劝被直接革职，其余官员降级使用，“苍蝇老虎一起打”。之后金沙江水道弃之不用，依然使用陆路运送京铜，大把白银就这样打了水漂。
沪州（宜宾）至北京水运路线
东川各厂铜运至会泽后，即开始转运至四川沪州，后改运为宜宾。从会泽至沪州或宜宾，水路和陆路同时进行。陆路经会泽、鲁甸、昭通、大关、永善或镇雄分别运往永宁（今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北部及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北部一带）、罗星渡、豆沙关或*草坪，大多经豆沙关入金沙江水运至沪州或宜宾，其中陆路共二十五六站一千二三百里，水路八九站九百余里。
至沪州或宜宾后，所有铜料入长江转运京城，全程为水路，经重庆、汉口到达扬州后，转入京杭大运河，经天津后到达北京通州，再从通州转陆路运往北京的宝泉和宝源两大铸钱局，京运结束。从东川各厂到达北京，路程长达万里以上。东川铜，就这样在经历万里长征后撑起了大清帝国的财富堡垒。
以上就是东川铜运古道的大体情况，当然，这些路线只是一种粗略的勾勒，其中的细节，比如具体的道路位置等并未能全部反映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实地走访。这些路线中的一些地名现今已不存在，而其中一些地名依然延续至今，正是“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笔者愚见，东川要搞铜文化旅游，重建铜运古道，以重走铜运古道的方式缅怀百年前为了生存行走在崇山峻岭中的运铜工，再现当年的铜运的壮观景象，不失为一项有温度有厚度有历史情怀的发展举措。
“滇铜京运”简评
“滇铜京运”一直持续至清末。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致使以长江为主干线的铜运道路中断，“咸丰三年，*旅数起……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致”。一直到同治十三年，铜运方恢复，但由于矿产资源衰竭和其他原因，铜运景象已不复昨日。而各铜厂到会泽的铜运，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川开始铜矿建设后方停止。
“滇铜京运”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东川距北京万里之遥，在交通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每年要将几百万斤铜从崇山峻岭中运送至北京，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艰难。但为了生存，来自各地的民工依然不畏艰险，用双脚丈量着一条条险峻的山间小道，据不完全统计，每天行走在各条铜运古道上的运铜工和骡马达万余。而清廷*府还处处克扣工人工资，从各铜厂运送百斤铜至会泽，工钱不足白银一两，若铜斤有所短缺，还要从工人工钱中扣除等价银两，很多工人因此而徒劳。每天都有运铜工人死于路途之中，或因病，或因饥饿疲累，或因自然灾害，不一而足。
可以说，铜运古道是千千万万运铜工人用血汗和生命铸就的生命之途，而大清的财富也沾满了工人的鲜血。可笑的是，清廷并没有认识到这万千工人的生死付出，乾隆皇帝书写下那个“灵裕九圜”的牌匾，只是为了感谢和表彰矿脉龙神，而完全无视那些鲜活的生命，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恨！
（注：本文中的里程和重量等数据均为古代计量单位，未换算为现代计量，请读者自辨）
参考文献：雍正《东川府志》乾隆《东川府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新纂云南通志》《滇南矿厂图略》《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清代云南铜*考》《东川铜矿开发史》
“真东川”